城读 │反对谷物：采集狩猎者比农民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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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谷物：采集狩猎者比农民过得好

为什么几乎所有古典国家都是基于谷物建立的？

John Lanchester，The Case Against Civilization: Did our hunter-gatherer ancestors have it better?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09/18/the-case-against-civilization

James C. Scott, 2017. 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Source: https://yalebooks.yale.edu/book/9780300182910/against-grain

讲述人类历史时，主流叙述通常将其视为一个进步的过程，文明的过程，建立公共秩序的过程。人类社会从采集狩猎走向游牧，又从游牧走向农业，从部落到村庄，从村庄到城市。每一步都代表者人类伟大的进步：更多的闲暇，更好的营养，更长的寿命，定居生活促进了艺术创造和人类文明发展。

现代人类不过20万年历史，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都以采集狩猎为生。直到12000年前，人类历史发展决定性转折时刻：新石器革命，从旧石器狩猎采集文化转向定居农业，驯化动物，种植庄稼，最重要的庄稼是谷物，包括小麦、大麦、稻米和玉米，至今仍是人类的主食。谷物使得人口增长、城市出现、国家形成和复杂社会产生。从此农业文明取代了野蛮、荒野、原始、无法无天、暴力的采集狩猎和游牧的世界。农业种植是定居生活、宗教和法治社会的起源和保障。

几乎在每一个农业起源地都流传着关于农业发明的传说，讲述某个法力强大的神或者女神把神圣的谷物种子交给选中的凡人。其中暗含一个假设：定居生活比采集狩猎生活方式更优越，更吸引人。

果真如此吗？

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反对谷物：最早国家的深度历史》一书基于最近二十年的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质疑这一主流叙述，并从谷物与早期国家形成的关系来解释智人为何放弃了采集狩猎，转向定居生活方式，与驯化的畜生和庄稼比邻而居，并在我们今天称之为国家的前身的统治下生活？

斯科特并不是第一个质疑农业和农业革命的人。贾雷德·戴蒙德曾经把农业的发明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错误“（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农业使人类劳作时间更长、更辛苦、身材更矮小、营养更差、牙齿更坏、死得更早等。尤瓦尔·赫拉利把农业革命称为”史上最大的骗局“（城读│智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无论从饮食、健康和闲暇时间来看，农民都比采集狩猎者过得差。饮食从采集狩猎者的杂食变成以谷物为主，不仅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不足，对牙齿和牙龈大大有害，身高变矮。农民与牲畜比邻而居，死于人畜之间传染疾病的可能性大增。从民生经济来说，采集者有几十种不同食物维生，碰到荒年不用担心饿死；农业社会依靠寥寥几种农作物，很多地方只有一种主食，遇到灾害，容易发生饥荒。就暴力危险来说，农业社会为保护田地、房屋和存粮，死于暴力概率大大增加。

《反对谷物》一书从谷物与早期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论述为什么农业的发明对于多数人是一场灾难。斯科特认为，最早的农业国家脱胎于驯化的累积：先是火，然后是植物、动物、国家统治的对象、俘虏、父权制家庭里的女性——都是控制繁殖的方式。斯科特的专长并非早期人类历史，而是从农民的视角批判国家的形成，他的观点可从他出版的专著窥见一二，《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统治与抵抗的艺术》和《国家的视角》等。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国家的视角》，批判中央计划经济和极端现代主义。斯科特的新书《反对谷物》把这些观点延伸到远古，并基于最新的研究发现论述人类历史并非线性过程，时间线更为复杂，标准主流论述把因果顺序搞错了。斯科特的论述集中于美索不达米亚（现代伊拉克），是最早出现国家这一新型社会组织的地方，也是最早有文字记录的国家，同时还是近东和埃及地区国家发展的模板。

近期最大的考古发现莫过于在定居生活方式与采用农业之间存在时间差。以往研究认为农业的发明使得定居生活成为可能，但最新考古证据表明，两者存在一个巨大的时间差，从”两个关键的驯化“（动物与庄稼的驯化）到第一个农业经济出现两者之间存在4000年的差距。农业发明之后很久，方才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湿地三角洲，河网纵横，名字意思是”河流之间“，河里有鱼，陆地有动物，猎物众多，食物来源丰富，适宜人类定居。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定居地的出现，不是因为人类开始从事农业，而是因为湿地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依赖单一作物的农业种植风险太大，难怪直到几千年后人类生计才转向农业。

为什么当时的人类祖先要放弃复杂的食物供应网络，转向单一庄稼的种植？并没有确定的答案。斯科特认为气候变化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有两点很清楚，第一，农业革命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场灾难。化石记录显示农民的生活比采集狩猎者艰难多了。骨骼显示饮食的压力：农民更矮、更多病、死亡率更高。与驯化的动物同住，人畜之间的传染病，足以毁灭密集居住社区。斯科特将其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物种集中营“。

第二，谷物庄稼的种植与最早的国家的产生之间存在关键的联系。谷物并非人类唯一的主食，但是谷物是唯一利于国家产生的主食。“基本上所有古典国家都是基于谷物（包括小米）。历史上没有木薯国家，没有西米、山药、芋头、大蕉、面包果或者红薯国家”。谷物有什么特别之处？原因在于，谷物易于课税。有的粮食，例如土豆、红薯、木薯等可以埋起来，躲过收税官，就算被发现，需要费力从地里挖出来。其他粮食，例如豆类，要么在不同时期成熟，要么在整个生长季节都可以收获，没有一个从生到熟的固定轨迹，换言之，收税官没法来一次就收齐税。只有谷物是“可见的、可分的、可量化的、可储存的、可运输的以及可定量配给的”，其他粮食只具有部分上述特点，只有谷物具有上述全部好处，因此谷物成为人类的主食，实物纳税的单元以及农业日历的基础。课税官可以前来评估田地价值，设定纳税水平，然后在成熟收获的时候索取他的份额。

斯科特认为，正是这种可以从农业产出中课税、攫取剩余的能力导致了国家的产生、复杂等级社会的出现、劳动力分工、专业人士（士兵、牧师、仆人、行政人员）和精英统治阶层的产生。国家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灌溉农田，需要不同形式（包括奴隶）的强迫劳动力，获得奴隶最容易的方式就是俘虏，因此国家有发动战争的倾向。

文字的发明使得战争、奴隶、精英统治变得更加容易。没有系统地数字记录技术，最早的国家就不可能产生。隔着时间的距离，我们只看到文字美好的一面：文字记录文化、娱乐、交流和集体记忆。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在文字发明后的五百年时间里，文字完全用于记账，用一套复杂的符号系统记录社会、人力和农业产出，使得统治者和官员一目了然，用于攫取谷物和劳动力。每一块文字泥板都由各种名单组成，按出现的频率排名的名单主题分别为大麦、战俘、男奴、女奴。德国犹太文化批评家本杰明曾说过，“每一个文明的记录，同时也是野蛮的记录”。

生活在国家定居文化之外的人类历史对于理解整个人类历史非常重要。否则，人类历史只是是一个简单的进步的故事：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大多数的人类过着悲惨的生活，然后人类发展了文明，一切都变好了。如果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大多数的人类生活并不悲惨，那么文明的到来就是一桩模棱两可的事情。账簿的一列，可以列出复杂物质文化发展带来的现代科学、医学和艺术奇迹；账簿的另一列，可以列出不那么好的东西，例如瘟疫、战争、奴隶、社会分层、精英阶层无情的统治和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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